“奥赛特屋”（Orsett House），在伦敦帕丁顿广场的“西伯恩阳台”（Westborne Terrace），现在，这一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被改造成了一座私人公寓，棕红色的墙体上看不出多少时间磨蚀的痕迹。但走近它时，你会看到那里挂着块牌匾，上边说，这是170年前，一个俄国革命家的故里。

亚历山大·赫尔岑流亡生涯中的光辉时刻，现在仍然回荡在一些文艺作品的想象之中——比如美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名剧《乌托邦彼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赫尔岑，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流亡到伦敦的。他住到奥赛特屋，除这里之外，他凭着父亲留给他的财产，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秘密资助，在伦敦还有过好几个据点。他一度住在伦敦西南角的普特尼，当时，普特尼的地区旅游指南里甚至还把他住的那幢楼列为旅游景点。

但奥赛特屋是流亡者圈子里最知名的社交场所。1856年后，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老沙皇，也是赫尔岑的仇敌尼古拉一世也死去了，新登基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思想性格都更为开明，于是赫尔岑办报、办刊，大量撰写文章，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文辞充满力量，对沙皇产生的压力与日俱增。1861年3月3日，突破的时刻到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签署了解放农奴的命令。

消息很快传到伦敦，但是命令的文件全文，却还得经过一个多月才被赫尔岑读到。他敲定了一个日子——4月10日——来庆祝这一成就。当晚，好几千架煤气喷射器一起发出了光亮，把奥赛特屋照射得如同白昼；楼里，流亡的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来自斯拉夫国家的侨民举杯庆祝。一些英国的激进分子，一些出色的同情流亡者的人士，如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朱塞佩·马志尼、法国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也都应邀前来。夜晚8点，管弦乐队开始演奏，持续了三个小时，喧闹声引来了好奇的观众，人越聚越多，最后连伦敦的特警都出动了，生怕会出什么乱子。

这个庆祝的夜晚固然是汤姆·斯托帕在《乌托邦彼岸》中的虚构，不过，基于历史的戏剧改编，一个绝招便在于让不同时刻发生的事在同一舞台、同一时刻发生，它们便因此而有了戏剧性。在斯托帕虚构的这个4月10日，奥赛特屋张灯结彩，门廊上，两面自制的旗帜在烈风中飘扬，能读俄文的人一看就知道，一面旗帜上是“自由的俄国新闻”——这是赫尔岑几年来着力鼓噪的一件事，也很见效，真实的情况的确是，沙俄的新闻媒体数量到1861年时比5年前翻了一倍，增加到了200多家；另一面旗帜上是“俄国农民的自由”——赫尔岑认为，这是全体俄国人的胜利，当晚，在伦敦的每一个俄国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党派，都可以到奥赛特屋来，赫尔岑都会张开双臂欢迎，如同欢迎他的兄弟。

为了俄国解放事业

解放农奴是赫尔岑的夙愿。斯托帕研究过《往事与随想》，这部著名的回忆录，是赫尔岑刚到伦敦不久就开始撰写的。他上来就回顾了童年时代，他和家里的“下等人”，如仆役、保姆之间的感情。保姆责备他的一句话——“你现在这么顽皮，将来就和你爸爸一样都要欺负我们这些人的”，曾经让他心里大受刺激。然后，在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中，一群思想进步但行事莽撞的青年贵族军官，为了推翻沙皇政权而锒铛入狱，这件事让俄国知识界大为震动，赫尔岑即被它决定了思想和事业的轨迹：“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尽管当时我不理解它的意义，但我已模模糊糊地感到，我生来不是属于散弹和胜利、监狱和锁链一边的”，这句话相当于“不管鸡蛋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挑战石头，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

那时他13岁，书中，他和奥加廖夫两人跑上麻雀山，相拥宣布义结金兰，投身俄国解放事业的一幕，如今读来都是十分动人的。奥加廖夫是他的同学，他们都认为一个新的俄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当他进了莫斯科大学后，大学里最热门的讨论话题是黑格尔哲学，讲述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不同的时间背景下拥有自己的闪光时刻，都通过自己独特的天才为“世界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一历史哲学中，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都有位置，而黑格尔的德意志当然要执19世纪之牛耳；唯有泱泱大国俄罗斯却被他完全排除，黑格尔说，俄国至今还有农奴，有沙皇的暴政，它哪有资格进入这个行列。

赫尔岑并不认为应该崇尚黑格尔哲学，他一直怀疑，一套抽象的理论能否解释变化多端的现实，遑论解决现实中最迫切的问题。他并无恶意地把喜欢搞德国哲学的那一派人（为首的是巴枯宁）称为“德国感伤主义者”（并无恶意，因为那也是一个很小的圈子），而自己则坚持要从事革命实践。这样的态度为他招来了“第三部门”的监视，那是克格勃的前身，是沙俄为对付十二月党人起义而创建的特务机构；赫尔岑和奥加廖夫是典型的少不更事，高估了自己的安全系数，当他们在1834年双双被捕时，赫尔岑才对当权者的手段和监控能力有了直观的认识。

他入狱并被流放，前后共两次，总共达六年之久，第二次入狱的起因甚至仅仅是写了一封发牢骚的信。任何热血青年，处在这样的境地里都会懊丧的。赫尔岑开始意识到，倘若要在国内兴起他心仪的改天换地的事业，那除非是沙皇由于各种原因心软了，放松了他手中的那套警察机器。但这绝不可能，因为尼古拉一世是个典型的东方君主，铁了心认为自己是天意指定的统治者，他的任务，就是把人民从无神论、自由主义和革命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对于异端和反对派，他时刻绷着一根警惕的弦，那些人落到他的手里，从重量刑，发配远东，绝没有任何被通融的余地。

认知到这样的现实，又由于有了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赫尔岑决定出国。1847年1月，他带着妻子娜塔莉（他和娜塔莉的婚姻所受到的阻碍也坚定了他对俄国旧风俗的厌恶）、母亲、三个孩子、一个家庭教师、一个保姆和两个女眷，坐着两辆马车，在凛冽至极的风雪中离开了俄国。三个孩子里有一个天生失聪，于是他们打了出国寻求医疗救助的名义；当时，赫尔岑并没有想过他将再也回不到俄国了。

《钟》：从盛到衰

1848年春夏，赫尔岑见识了一场热闹的、波及广大的欧洲革命，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所取代时，他对之前所想象的“西化”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路线也失望了，认为这样的革命即便成功，成果也只是为资产阶级所享用。他到了伦敦，当时，他还遇到了一系列家庭变故，可谓十分凄惶，在《往事与随想》中，他对此有详细而出彩的记录；同时，他也写了一些文章来讲述自己原先关于民主的幻想是如何破灭的，这些文章结集成书，就是《来自彼岸》。

然而挫折却也让赫尔岑明确了他的方向：别的路都不可行，基于他现在拥有的有利条件——一是不缺钱，二是身在伦敦，人身自由和安全较有保障——他最能够，也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办报办刊。他创建了《自由俄国报》，此时，尼古拉一世的生命也走到了尾声，当他在1855年去世时，奥加廖夫也携妻来到了伦敦，一时让赫尔岑切身感觉到“敌我力量”正此消彼长。

就是在奥赛特屋里，他和奥加廖夫创办了《钟》这本杂志。他使出浑身解数写政论和社论，继任的亚历山大二世沙皇听到了《钟》的声音，每次有新的《钟》出版，都让手下拿给他看。赫尔岑抓住了每一个良机：当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赫尔岑更加起劲地鼓吹新闻自由，强化了沙皇实施改革的决心。从那时起，俄国出版的期刊数量开始增加，到1861年上升到了230种，像农奴制这样的敏感题目都可以在报纸上得到讨论；每当俄国出现了要打击报纸舆论的声音，赫尔岑就及时写出批驳文章，让《钟》去传播。

《钟》并不好看，它没有插图，也没有什么精致的版面设计，可是它以私印的方式流传，以每期两三千份的印数发挥着它的力量。四年中，俄国社会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了这本刊物，都了解赫尔岑是它的出版人和主笔，他是旧俄国最为突出、最为雄辩滔滔的反对者。所以，当1861年沙皇签署废奴法令的消息传到伦敦时，赫尔岑自信地认为，他是这场伟大胜利的第一功臣，他之前千言万语汇成的一句话，被沙皇听进了心里：“趁着局面还在你的可控范围之内，请阻止大灾难的发生。”

在斯托帕的构思中，赫尔岑为4月10日的晚会做了精心的准备：他打算发表一篇演讲，通过它来对沙皇做一个象征性的、远程的姿态，让俄国各界再次为之轰动。然而，就在客人们陆续到来的时候，他却听到了另一个消息：在波兰华沙，久受俄国统治的波兰人发动了起义，而俄国军警开火，许多人被杀。

气氛一下子阴郁了起来，人们都变得严肃了，赫尔岑收起了他的演讲稿：他不演讲了，他要写文章谴责沙皇对波兰的行为。

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是戏剧的设计，事实上，波兰人起义的时间还要晚个两年。在这两年间，身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把不少原先被羁押、被流放的波兰爱国者逐渐放回了波兰，从而在波兰本土（那里的农奴并未获得废奴令的解放）引起了反俄的热潮。赫尔岑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不论是地主欺压农奴还是俄国欺压波兰，因此，他把镇压波兰起义的沙皇看作刽子手，但其他很多因为反对农奴制而仰慕赫尔岑的俄国人，却在对波兰政策方面坚决支持沙皇政府，他们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事，事关自己的拳拳爱国之心。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解放农奴这一目标，不同的阵营联合到了一起，但在这一目标实现之后，各方的分歧逐渐暴露了出来。赫尔岑的声誉在达到顶峰之后出现了裂痕，《钟》的发行量开始逐渐下降。

反对恐怖主义

赫尔岑本已预料到这一点，毕竟它在创刊时确定需要完成的使命，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然而他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忧心。一方面，如上所说，他在华沙屠杀后流失了很多追随者；另一方面则在于废奴之后，在俄国国内露头的激进的民粹倾向。赫尔岑用于战斗的武器是杂志，是文章，是言辞，他通过调查、揭露，通过冷静的辩驳，通过犀利的讽刺，来改变人心并兴起舆论的声浪。他认为智慧的表达是最重要的，在对付像农奴制和沙皇政治这种古已有之、严重落后的东西时，它尤其有效——亚历山大二世的确被赫尔岑擅长的那种既恭敬又辛辣的语言给震慑住了。可是赫尔岑没有想到的是，新一代的革命者走到了民粹主义这一步，他们谋划着要刺杀沙皇，从而彻底结束专制在俄国的统治。

赫尔岑极力对抗这种局面，他敌视一切形式的政治狂热主义，尽管他也没有提出一条旨在改革的君主立宪主义的道路。在沙皇第一次遇刺的1866年，他愤怒地斥责那个行刺者，并拒绝给他以庇护，为此他还同忠实的朋友奥加廖夫大闹一场。他对俄国国内的革命领袖们纵容恐怖主义行为感到厌恶，他愤恨地说，他这一代人拥有的革命激情，如今却产出了恐怖分子这般“梅毒”。

他陷于困境之中，唯一能拯救他的是参与到新一场革命之中，所以他在1870年前往再度燃起火焰的法国，却感染肺炎死在那里。

后来，列宁写了纪念他的文章，而1950年前后，以赛亚·伯林也完成了他著名的赫尔岑研究。这两个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赞美了赫尔岑：列宁认为他作为俄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完成了开辟性的思想建设工作，给后来的革命者指出了道路；伯林则正相反，他欣赏赫尔岑在面对暴力手段盛行时的困惑和愤怒。伯林作为英美自由主义的一位旗帜性作家，把赫尔岑标注为反对“致命的自负”的榜样人物，说他以反省的精神，以犹豫的勇气，说出了个体必须高于集体、实际必须高于理论的警世之言。

当年，在奥赛特屋被挂上赫尔岑故居的牌匾时，苏联驻伦敦大使举办了一个招待仪式，请来了不少人——以赛亚·伯林除外。在农奴制废除160周年之际，能想起他来的人，不知还有多少。在生命的最后四五年间，他确实成了一个顶尖的高人，看到了在沙皇都有可能被杀的情况下，俄国的未来已被偶然所主宰，没有剧本，也没有目的地。亚历山大二世经历了四次未遂的刺杀后，在1881年3月13日终于倒在第五次行刺之中，他签署废奴令的决定是伟大的，同时也不啻于一场个人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