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思宇
一座城市，是由上千年无数的历史、文化及人物组成，其中人文、建筑及自然是城市构成的三大要素；人文是一座城市的生命与灵魂，要找到其核心和源泉是需要不断挖掘与考证才能得来的。
景泰天顺年间，不仅是大明王朝历史发展的大变动时期，也是云南临安府的关键历史阶段。时任知府的王佐堪称临安府署灵魂人物，除至则抚夷獠、戒军卫、以德济威而军民咸戴之外，还精心设计建筑文庙杏坛、射圃和今天杏坛中所供的“孔圣弦诵遗像赞碑”，并开启了“与中州齿”的先河。
王佐还大振临安文风、学风与书风，传授了不少书学绘画的至真大道，为后来的建水一榜半临阳、滇南邹鲁与文献名邦打下了坚实的根基。《重修临安府儒学科甲题名碑记》提到：“因考此石立于天顺六年，诸贤姓名前此者固已登记，继此者尚未镌附而方来者又不可量。原碑隘小，呵护者亦自知其不能容，扑卧湮没，以俟今日阔大而鼎新之，必有所以使之者也。”也就是说，天顺六年就立了《临安府儒学科甲题名碑》，且前此者固已登记，继此者尚未镌附，证明王佐在任临安知府的天顺间，就已经科甲兴燃，名不胜举了。
王佐还是建水陶瓷文化的奠基人与文人艺术陶瓷的缔造者。据明朝天啟元年重修五显庙常住租田记碑，从而得知五显庙，天顺年開建，由时任临安知府王佐主持建设并题五显神祠庙，且为五显庙碑撰文书丹。又据五显庙里清康熙庚寅孟冬建水州学生袁服孔熏沐拜撰并书《重修五显庙碑记》载：“肇建于皇明正统中年，一修于天顺年，再修于天启年，迄今几三百禩。自有此祠，不唯迁人墨客藉以登览，舒畅心悜，即文人学士亦多潜养于兹，以为旧飞之地。其祠之下居人数百户，名曰‘碗窑’。”由此得知，明朝天顺年，时任临安知府王佐第一次主持修建了五显祠庙。因明朝天啟元年重修五显庙碑，刻有“天顺年開建”，也就是开始建造之意，即为始建，故肇建正统中年只是筹建，并没有真正建设实施。自从有了该祠庙，无数文人墨客就登览潜养于兹了，从而得知王佐是建水陶瓷历史文化根基的缔造者与文人艺术陶瓷的开山鼻祖。建水窑若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须重立碑文以作永久记载，方便后人有据可传，需在五显庙增设《王公祠》，塑造王佐的遗像，以表敬建水窑之祖威，就尤显至关重要！
王佐在建水还相继重修了朝阳楼、天王寺、东井、清水桥、曲江桥、并题迎晖门及指林寺第一山，创建五显祠庙，重窑器营生，敬立通判江孝子牌坊并题临安别驾孝子江惠墓等，政绩功勋卓作，备受军民爱戴，临府人民为他立了《临安德政碑》。此碑不知被毁还是被埋被藏，一直在寻找，至今还未找到。若今后实在找不到，为他重立《临安德政碑》，也是非常必要与值得的!
任临安知府期间，王佐一边忙碌军政要务，一边勤编慎校历代格古要论文集，耗时四年多编撰深远影响古今中外的《新增格古要论》，可以作为建水古城打造精品景区和重要文化遗产的重要文化根据与核心艺术支撑。而作为今天的建水能够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王佐值得我们永远敬重与铭记！
探密考纪中，发现明朝天顺间时任云南临安知府吉水王佐，不仅是位难得智慧的古代政治家，也是非常杰出的格古学问家，关于他个人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果，都非常值得挖掘和研究，于是成立了"王佐格古学课题组"，主要专注于《新增格古要论》的挖掘与研究。昆明善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其团队也将和"王佐格古学课题组"一起专门对历代关于王佐历史资料进行整理汇编，对历代关于王佐的文献文物进行发掘考证，对历代关于王佐学术传承与发扬的学术专著进行挖掘研究运用。
一、王佐在明朝廷的贡献及影响
据明吏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师王直所撰《抑庵文集》卷一之《世德堂记》条记载：“吉水王佐功载，署刑部员外郎，有名于当时”，得知王佐在明前期曾任刑部员外郎，并且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名望。
次据上王直《抑庵文集後集》卷十五的《送王主事诗序》中亦提到“刑部主事吉水王佐功载，以勤慎著闻于士大夫久矣，朝廷推恩，封其父为刑部主事，母亦封为太安人，皆赐之敕命。”可知王佐其官至刑部主事，为人处事皆以勤谨而著闻，并且得到皇朝的认可，朝廷表达恩典，以封其父为刑部主事，母也封为太安人，都赐之敕命。王佐念去亲之久，乃请告归省焉，同列之贤皆作诗赠行，而请予王直为诗序之。可见当时场面之真切与感动，同为君贤之情的那种依依不舍与诚敬祝愿。王直与王佐为同郡，并同朝为官，更是诚恋厚爱倍加，并表达了自己不请都会作之序的难恋感言。“予与功载居同郡，而泰和与吉水相迩也。况功载同郡之人，其概於予心为尤切，则將何辞以塞请哉。”可以得其证。关于王直的这段记载以及王佐的生平，我们还可以从《明史·王直传》中加以印证，王直举永乐二年（1404）进士，卒于天顺六年；而王佐是宣德二年（1427）进士，天顺六年还远在朝廷边际的云南临安府署任知府，与其同僚同郡的王佐应稍晚于王直，亦主要活动于宣德至天顺间。此外，王佐“不以小成自足，而异其道之大行，以显于其亲，盖其志也”，足见其“读书学圣贤之道”之深，亦见其学行之高。
又据明成化二年临安知府周公瑛《重修临府治记》撰文：守此者昉于襄阳世公家宝，继而陈公子益、王公庸、朱公志光、陈公礼、赖公瑛、徐公文振、刘公芳、王公佐咸擢自名宦，后先相望有声，其贤与否，吾不得而知也。从此段得知王佐在明成化年间在临府就被认定是名宧了。因万历年间发生大地震，很多文献丢失，加之明朝天顺间整个史料遗漏甚多，故而在嘉靖年间始建名宦祠时已不完备。次又因清康熙年重建，其文献史料又有大量缺失，从而导致了真正能入名宦祠官员的疏忽和遗漏；再之王公佐淡泊名利，一向慎独低调，做事不轻意留下功名，常会做十留一或空无之隐君，从而会被后居官者忽视；后如清代黄明对王佐《孔圣弦诵遗像赞碑》不重视考证而随意可笑了事一样。
再据明成化四年临安知府周公瑛《临府府新修儒学泮池记》提到：时而学制未备，克修之者，始焉通判许公莘，继焉知府赖瑛、徐公文振、王公佐，终焉同知刘公文接踵而来，其制渐备。从此段得知，建水文庙在明天顺之前其庙学备制都还未完善，而是在明天顺年间临安知府王佐及同知刘文的主持修建下，其学制才渐备完善，由此说明文庙很多建筑跟王佐和刘文都有紧密关系，然而史料与碑刻被毁，无法考证罢了。
其据王佐所著《新增格古要论》目录里，“于后其续增者注曰后增，其新增者注曰新增、或只注增字，旧本则不注。”例如，在《卷之一·古琴论》中，《断纹琴》、《伪断纹》、《唐宋琴》、《古琴色》、《古琴样》，已上俱旧。《制琴法》此下俱新增，紧接着在《焦尾琴》下注“新增”、在《古琴阴阳材》下注“增”、《纯阳琴》下注“增”、《五不弹》下注“新增”、《百纳琴》下注“后增”、《琴桌》下注“后增”、《格琴要诀》下注“新增”；又如，《卷之三·古墨蹟论下·古碑法帖》里，《淳化阁帖》、《绛帖》、《泉帖》、《汝帖》、《蔡州帖》、《彭州帖》、《武陵帖》、《东库本》、《赐书堂帖》等下无注，说明是曹昭原文；《潭帖》、《宋哲宗秘阁续帖》之下注“后增”，表明是续增补著；《王鲁斋淳化帖记》、《王佐淳化阁帖考》、《王佐十七帖考》、《李靖西岳书》、《坛山石刻》、《干禄书》等下面注“新增”，说明全部是新增内容；还有在《夫子庙堂碑》下注“虞世南真书”、《欧阳通昭仁寺碑》下注“真书”、《颜真卿多宝寺塔铭》下注“真书”（“真书”真迹也），在《真卿座位帖稿》下注“行草”、《怀素藏真帖》下注“游丝字”、《怀素圣母帖》下注“草书”、《唐李阳冰谦卦爻辞》下注“篆、太平芜湖”、《子昂春夜宴桃李园记》下注“昆山、俱苏州府”、《唐李邑行书云麾将军碑》下注“顺天府良乡县学”、《宋克七姬权厝志》下注“苏州府陈宗文家”等等，在这些条目下没有“后增”、“新增”、或“增”等注文，说明是曹昭原文；王佐在“目录”中竟然如此详尽地标注出这些碑帖是否真迹、属于什么字体、保存或安放在何处，甚至连“宋克七姬权厝志”当时保存在“苏州府陈宗文家”都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且在全书的十三卷目录中都保持了这样的行文风格，足见其用心之良苦、态度之诚实、考证之精细、注文之准确；也充分印证了他的同乡、同僚，官居吏部部尚书、太子太保的王直对他“以勤慎著闻于士大夫”、“不以小成自足，而异其道之大行”的高度评价！
王佐请告归省，而同列之贤所作赠行之诗，加上王直为诗之序，若两则相叠而编《王佐赠行诗集》，不知是多么美丽雅致的诗册，简直不亚于《兰亭序诗集》！
后据《万历吉安府志》卷十九记载:王佐，字功载，吉水人，宣德丁未进士，選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历员外郎，中居职辨冤狱，活无辜死者百余人，奉命录囚苏浙，多所平反。虽久任无躁进意，天顺间出守临安，至则抚夷獠，戒军卫，以德济威，军民咸戴之。事载《临安德政碑》。由此可知，王佐在临安府政绩突岀，贡献极大，从而为其立了《临安德政碑》，这在历代知府中是十分罕见的。在《万历吉安府志》中，得知王佐在临安府贡献极大，军民拥戴，并为其立了临安德政碑，这在历届知府既是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就这样一位圣明贤德的知府，竟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将其被遗漏淡忘，从古至今在建水文庙的名宦祠中竟无一牌位，其下属临安同知刘文、河西教谕朱汜、嶍峨教谕周澄都有其牌位，连清朝大贪官黄明都设有其位，吾实在无法理解与苟同。作为曾经拥有的文献名邦与滇南邹鲁的临安府，应该还原历史，回归本真，让这位为临府呕心沥血，躹躬尽瘁的老古人临安知府王佐归位，是吾辈之义务与责任。
二、王佐在苏浙判案清政廉明，克己奉公。
王佐在明朝任刑部主事期间，曾到苏浙一带办理一百多期冤案错案，多处平反，可算是明朝廷的又一大包青天。
三、王佐格古学术学问在国内国际的重要性。
英国大收藏家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除了收藏近1700件中国陶瓷，还珍藏了不少中国古籍善本典籍，如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王佐1462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591年版明高濂《遵生八笺》、1606年版《程氏墨苑》、1637年版《天工开物》，1744年版《陶说》等一批古籍珍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被日本兵拘押在上海期间，幸运地发现了苏州潘氏家族收藏的明曹昭1388年版的《格古要论》3卷本。在此之前，世面上只有王佐1462年版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本，当时很多学者如西方两个最著名的汉学家巴黎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哈梅尔(Arthur Hummel)都认为1388年3卷本版可能已不复存在。
大维德研读了很多有关中国文物鉴赏和中国陶瓷方面的古代经典书籍，如《格古要论》、《新增格古要论》、《长物志》、《匋雅》、《陶说》、《天工开物》、《遵生八笺》等。他在《论汝窑》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古籍史料，甚至包括1124年北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汝窑与高丽青瓷的叙述。这些古典著作对他的影响是显著的，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里，以“江村居士”自居的大维德写到：“明高濂《遵生八笺》论官、哥窑器，其结语出云‘后此不知凋谢如何，故余每得一睹，心目爽朗，神魂为之飞动……更伤后人闻有是名而不得见是物也……’慨夫余于高氏此论辄有同慨，爰节取其言以弁吾书之首……”。
在这些古籍中，他研究最深、最为激赏的要算明代的《格古要论》与《新增格古要论》。为了系统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人收藏家传统的审美和鉴赏标准，他倾注其后半生将曹昭的《格古要论》3卷版和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13卷版全部翻译成英文，取名为《Chinese Connoisseurship:The Ko Ku Yao Lun》(《中国文物鉴赏学：格古要论》)，于逝世7年后1971年才出版发行，这是国外翻译的第一部中国文物鉴定方面的书籍，成为海外中国文物收藏家和学者广泛应用的工具书，也因此奠定了大维德在海外中国陶瓷特别是官窑名窑瓷器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该译作现已成为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文物鉴定与中国文物讲解的重要文献参考和权威推崇。
斐西瓦乐·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被赞誉为西方世界最为伟大的中国艺术鉴赏家与收藏家，自1927年起，倾其毕生精力与心血，辗转于欧亚之间，建立了世界上最为精彩并最具有影响力的私人中国陶瓷收藏，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瓷相媲美。1952年，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于伦敦成立，向全世界的瓷器爱好者展出其收藏成果。2009年，英国大英博物馆开放95号展厅永久展出大维德爵士的中国陶瓷藏品。
四、王佐对国家文物的保护、重要文献的校编、及古典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充分体现了文化传承的价值与民族自信的典范，实在功不可没。
五、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论》是让中国文物活起来的重要学术依据与文化艺术支撑。
六、王佐在云南临安府的重大贡献及成就。
1.出守云南临安知府期间，至则抚夷獠，戒军卫，以德济威，军民咸戴之。事载《临安德政碑》，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与嘉奖。
2.除主持精心设计并建筑文庙杏坛射圃外，还创作了《孔圣弦诵遗像赞碑》，当今杏坛中所供的弦诵遗像赞碑就是他当年所作，现已是文庙中重要的活文物和经典艺术之作。
3.王佐在建水还相继重修了朝阳楼、天王寺、东井、清水桥、曲江桥、并题东楼迎晖门及指林寺第一山，创建五显祠庙，重窑器营生，敬立通判江孝子牌坊并题临安别驾孝子江惠墓等，政绩功勋卓作，备受军民爱戴。
4.是后来临安府能成为一榜半临阳，滇南邹鲁和文献名邦的重要奠基人与贡献者;《重修临安府儒学科甲题名碑记》提到：“因考此石立于天顺六年，诸贤姓名前此者固已登记，继此者尚未镌附而方来者又不可量。原碑隘小，呵护着亦自知其不能容，扑卧湮没，以俟今日阔大而鼎新之，必有所以使之者也。”此段说明了，天顺六年就立了《临安府儒学科甲题名碑》，且前此者固已登记，继此者尚未镌附，证明王佐在任临安知府的天顺间，就已经科甲兴燃，名不胜举了。
5.是建水陶瓷历史文化根基的缔造者与文人艺术陶瓷的开山鼻祖；从《重修五显庙碑记》中记载：“肇建于皇明正统中年，一修于天顺年，再修于天启年，迄今几三百禩。自有此祠，不唯迁人墨客藉以登览，舒畅心悜，即文人学士亦多潜养于兹，以为旧飞之地。其祠之下居人数百户，名曰“碗窑”。”从此段中得知，大明朝天顺年，时任临安知府王佐第一次主持修建了五显祠庙，自从有了该祠庙，无数文人墨客就登览潜养于兹了。
6.在任期间，一边忙碌军政要务，一边还勤编慎校历代格古要论文集，耗时四年多时间在云南临安府署编撰了影响古今中外的《新增格古要论》学术专著，加上刻梓校版出样又花了三年时间，并于天顺六年交由徐氏善得堂付梓出刊，明成化七年又续增印本。
7.王佐所撰《新增格古要论》现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文物鉴定与中国文物讲解的重要文献参考和权威推崇。
8.是当今建水能成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编撰的《新增格古要论》学术专著，将是建水古城的重要文化遗产和打造文旅精品景区的重要文化根据与核心艺术支撑。
时任知府的王佐堪称临安府署灵魂人物，除至则抚夷獠、戒军卫、以德济威，军民咸戴之外；还主持建筑文庙杏坛射圃，创作了《孔圣弦诵遗像赞碑》；天顺年第一次主持修建了碗窑五显祠庙，为建水陶瓷的文化根基与文人艺术陶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与中州齿的先河，并耗时四年多时间编撰了影响古今中外的《新增格古要论》学术专著，同时大振临安文风、学风与书风，传授了不少书学绘画的至真大道，为后来的一榜半临阳、滇南邹鲁与文献名邦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其政绩功勋卓作，备受军民爱戴，还为他立了《临安德政碑》，此碑不知被毁被埋还是被藏被毁，我们一直在寻找，至今还未找到。若今后实在找不到，作为建水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古迹，为他重立《临安德政碑》也是非常必要与值得的。
七、建水建设临安知府王佐青山湖陶瓷艺术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旅游和紫陶是建水两大核心产业之二，要将文化、旅游及文创高度融合与发展，增强旅游的粘性度、影响力与生命力，王佐所著的《新增格古要论》，能将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及地理有机的串连起来，与中国及世界各大博物馆密切相关，并可以借此之力，将建水紫陶与国内国际各大博物馆建立馆藏和联展活动；又是文物鉴定、古董收藏、文玩鉴赏的集大成，能运用这种影响力组织吸引中国及国外相关学者藏家玩家来建水交流学习与考察；特别是通过《格古要论》这本专著，能将上海、江西和云南，即两省一市能更好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发展；特别是《格古要论》中的陶瓷、书画及碑帖部分，能直接提高《建水窑及建水紫陶》的历史地位、文化底蕴与艺术水准；为有效提升建水文旅品牌力和建水紫陶社会影响力，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与发展力，扩展销售力与经济力；对于建水古城与建水紫陶，犹如建水发展腾飞之两翼，都与王佐和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论》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密切相关；其中《新增格古要论》之古窑器论篇，所涉窑口包括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象窑、董窑、越窑、建窑、彭窑、霍窑、龙泉窑、吉州窑、耀州窑、磁州窑、饶州窑、大食窑、高丽窑等全国各大官窑及名窑，为此在建水青山湖之湖心岛现有建筑，改造建设为《临安知府王佐陶瓷艺术馆》，以此提升建水窑及建水紫陶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就非常重要与势在必行。
提议：朱思宇
2024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