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中国辽阔疆域中特殊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仰韶文化温暖期（即新石器时代）结束后开始形成并稳定存在下来，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诸草原民族交流交融的核心区。这些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深远。
呼和浩特清将军衙署旧址 资料图片
各民族交流互动重要舞台
新石器时代，北方农牧交错带内广布着原始农业，畜牧业尚未出现或是依附于原始农业而存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整个蒙古高原的自然条件发生了剧烈变化，尤其是气候向着干旱寒冷转变。这一趋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高峰，导致河湟地区—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沿线由农耕转向游牧，并且出现了以此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的南北分野。在农牧业中间地带形成了农牧交错带，根据地理方位，可将其分为“北方”与“西南”两大区域。
北方农牧交错带约占农牧交错带总面积的80％。在它形成后的数千年里，带域范围及内部结构受气候与人为因素的影响时有变动，在时间上表现为时农时牧，空间上表现为半农半牧，并经历过多次农牧业兴替。尤其是秦汉以来，伴随着大一统中原王朝的出现，人为因素对北方农牧交错带波动影响的加剧并成为主要因素。自此至明朝期间，中原王朝与北方诸草原民族在该区域进行了近两千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人口、物资而发生”的拉锯战。这在带来疆域波动的同时，客观上还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农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汉武帝时期开始，绝大部分中原王朝都将发展农业（以“屯田”为主要形式）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积极效果。清人卢纮指出：“朝廷专立兵制，或驱农以为兵，经数十年之役而不得罢，或敛农以养兵，竭千万众之力而不能供，于是汉唐以来，善为持久之计者，始有屯田之议。”农业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其与游牧经济的互补性与互需性上，这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费孝通认为：“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由此可见，发生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内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
总之，伴随着各中原王朝兴衰及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北方农牧交错带亦随之发生波动。但是，不管带域范围如何变化，它都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流互动的舞台，是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理空间。
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历史时期的北部边疆远离内地，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需要依靠内地的广阔市场获得发展，在经济上与内地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自秦汉以来，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舞台的经济往来就已被记录于史册。比如，贾谊在《新书》中记述道：“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
农牧经济的互补性也进一步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相互依存。如西汉时，农产品传入匈奴社会之后深受欢迎，老上单于喜爱农耕区食物，甚至被亲信中行说劝诫：“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随着匈奴南迁及与农耕区的深度交流融合，汉朝的农产品成为边地贸易市场上深受匈奴喜爱的物品。这种以物品为媒介的经济交往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匈奴民众和贵族主动前来贸易，而且增进了他们对农业文明和中原王朝的了解。而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双方交流融合的核心过渡地带。
此外，文化上的相互吸引更是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之间的密切联系，如赵武灵王时期的“胡服骑射”就是直接体现。“胡服骑射”改革推动了各民族在文化及思想上的交流互动与互鉴融通，展现了中华文明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它既增强了生活在北部边疆的“胡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又加强了各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进一步发展。
到了清代，中国北部边疆有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清前期统治者注重开发边疆，大大改变了“重中原，轻边疆”的传统治国理念，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在西北地区军事行动的胜利，使中国疆域成功跨越北方农牧交错带并持续向北及西北地区拓展。这一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出现了大幅度拓展，堪称历史时期最广阔阶段。清朝将整个蒙古草原视为北部边疆，通过人为塑造的带状边疆取代了线性的边界线或对立的草原部落，这是清朝与以往中原王朝治理北方边疆的最大不同。此外，清朝治边策略取得的实际效果也较为明显。由于长城内外和平稳定局面的长期存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向蒙地大规模移民及土地开垦的现象。这也促进了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的拓展，带内普遍出现了汉蒙等民族之间的深度交流融合。
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
中国多样的地理环境与众多民族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各民族分布地域的不同自然条件，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加之各民族文明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使其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中国辽阔疆域与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条重要的生态过渡地带，它是多种生态类型的交汇地，且都处于相变的临界状态，导致其对外界的干扰相当敏感。当外界干扰超出一定阈值时，环境变迁就会迅速扩大并难以逆转。这种复杂多样且敏感易变的自然条件使该地区出现了多种形态的人类社会与文明并存的景象，也使其成为多民族交错分布的核心区域。
北方农牧交错带在中国辽阔疆域与边疆中最具有典型性，不仅表现为这一区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而且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在这一区域的交流互动频次也特别高。在史前时代，目前已知北方农牧交错带内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大窑遗址，证实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的萨拉乌苏遗址，展现中西方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的水洞沟遗址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红山文化等，都表明北方农牧交错带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秦汉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带就成为各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碰撞与交融的核心区，多种文明形态在这里交流、互动、融合。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各民族在商业往来、文化互动中逐渐走向融合统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独特又重要的存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北部边疆安全建设机制研究”（22VMZ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徐鑫
新媒体编辑：曾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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