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闻一多
前言
2024年11月21日至22日，浠水县举行纪念闻一多诞辰125周年活动。
21日上午，“七子聚浠·商赢未来”经贸洽谈会举行。当天下午，“纪念闻一多诞辰125周年书画篆刻作品展”入展作品颁证仪式和“红烛颂”诗歌诵唱会举行。
22日上午，闻一多诞辰125周年纪念仪式在湖北省浠水县闻一多纪念馆举行，民盟各级相关代表前来参加。
闻一多，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讲演》。毛泽东是这样评价他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我们熟悉的还有《七子之歌》——闻一多于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组诗作品。诗人在这一组诗作品里用拟人化的手法，把中国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旅顺和大连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孩子，让他们来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从而让民众从漠然中警醒，振兴中华，收复失地。
《七子之歌》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对失地的深切思念。通过对“七子”的深情呼唤和描绘，诗人表达了对祖国领土完整的强烈渴望和对外侵者的强烈抗议。
诗歌的内容看似简单，却富含深情，写出了孩子对母爱的渴望，对祖国母亲深沉的眷恋。
诗歌的整体构架均齐匀称、富于建筑美，韵律可谓回旋起伏、一唱三叹、饶有深致。
其中，《七子之歌·澳门》被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改编选作主题曲，由于该纪录片的影响力，这首歌又成为迎接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
2019年6月，歌曲《七子之歌·澳门》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吴晗是这样评价他的：闻一多一生在追求美，不止是形式上的美，而且是精神上的美、真、善。
此篇，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闻一多的爱情和婚姻故事。
一、闻一多简介
闻一多（1899—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中国近代诗人、学者、民盟盟员、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
“闻一多”这个名字是怎样得来的呢？原来他在投考清华学校时，因为想着简便，自己改名为“闻多”。五四运动后，闻多主张取消字、号，甚至取消姓。有一天他对同学说：“我要取消姓，改一个简单的名字，但不能光叫‘多’。”同学吴泽霖说：“最简单的就是‘一’字，你就叫‘一多’吧！”后来恢复姓，便成了“闻一多”，又名闻亦多。
闻一多，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浠水下巴河闻家铺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
闻家铺位于下巴河连接长江的一个小小的三角洲上。巴河虽然不甚宽阔，但每逢夏季多雨水涨的时候，水流滚滚直泻长江，倒也显得相当浩渺。位于这条季节性河流连接长江的这块三角洲上，江河长年润泽，所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堪称鱼米之乡。
由于祖辈的长期经营积蓄，闻一多出生时，闻氏家族在下巴河附近已经拥有相当多的田亩，在闻家铺建有一处具有中国古老传统格局的房宅。下巴河的闻家，在浠水一带是旧社会所谓的“望族世家”，颇有声名。
闻氏望族世家
闻氏家族传承着耕读传家的家风。闻一多5岁入家学。家学即家塾，旧时指聘请教师到家里来教授自己子弟的私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学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它强调家庭对于培养子女品德、知识和技能的作用。
闻一多的祖父佐淕，极爱读书，搜罗群籍，自建了一个书斋：命名“绵葛轩”，并延请名师教读儿孙辈。
闻一多在五兄弟中行四，堂兄弟排行十一。幼年的闻一多即同诸兄攻读于“绵葛轩”中。
少年的闻一多，身着长袍，头戴瓜皮小帽，脑后拖着一条标志着臣属“大清帝国”皇帝的小辫，在家塾中读着祖父一手搜罗的中国古籍，接受爱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
闻家对子孙的教导一向较为严格。闻一多的祖父在世时曾亲自订下三条家规：第一，不准抽大烟；第二，不准纳妾；第三，不准赌博。
少年的闻一多，勤奋好学，从塾中回家，又从父亲夜读《汉书》，常常引用在塾中所学的历史故事和《汉书》做比较，很得父亲的赞赏。从此，父亲经常在晚上给他讲述《汉书》中的名人言行录。
闻一多的父亲廷政，字固臣，亦作固城，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他参加过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浠水一带接受新思潮较早的开明知识分子。他为人不仅刚正耿直，而且精明能干。他持家勤俭，深居简出，不苟言笑。全家人对他都十分敬畏。父亲身体力行的严谨作风，成为闻一多兄弟们效法的榜样。
闻一多童年时代就少年老成，在父母兄弟面前，从不纵情放肆，更不高声喧闹。严格的家教，使闻一多逐渐成为一个拘谨的书生，同时也养成了淡泊宁静的性格。
虽然他在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环境中培养了勤奋好学的兴趣，打下了古典诗文的良好基础，但是，这样禁锢的封建家庭教育，从另一方面也孕育了少年闻一多的反抗意识，种下了憎恨封建礼教的种子。
1905年，闻氏家塾中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对闻一多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他的启蒙塾师徐老先生因年迈辞去了教席，而新来了一位出身师范学堂、具有先进思想的老师——塾师王梅甫先生。
王老师一就教职，便革旧布新，不但更新了教学内容，还改进了教学方法。他采用了当时的新编教材，开设了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课。王梅甫先生使七岁的闻一多，对认识客观世界发生了一个转折。
1910年，闻一多刚11岁，便结束了私塾的学习生活，在父亲的亲自护送下，来到了省会武昌，考取了两湖师范附属小学，同时在丹臣先生主持的“改良私塾”补习中文、英文、算学等课程。
父母是孩子的起跑线。闻一多的父亲较早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影响，他顺应历史潮流，不把儿子们拴在家中守业，而是分别送他们外出学习新的文化科学知识，掌握新本领。
闻一多到了两湖师范附属小学之后，便受到风行于当时的梁启超号称“新体文”的影响，开阔了他的视野。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使12岁的闻一多长了见识，尚且幼小的他对推翻了几千年帝制的民主革命感到兴奋。不久，他也仿效革命党人的做法，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学制8年，毕业后公派去美国留学。那一年湖北只有4个名额，考试科目为国文和英文。
闻一多的英文考了零分。但当时的作文题是《多闻阙疑》，少年闻一多模仿了当时最时髦的梁启超的笔法写作，洋洋洒洒，气势不凡，深得主考的赞赏，把闻一多破格列为备取第一名。
当年冬，闻一多补习了英文后，由他三哥送进京参加复试，获正取第一名，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乙班。
1914年6月，15岁的闻一多发表论文《名誉谈》。
1919年2月，成为《清华学报》编辑。
伟大的五四运动，激发了闻一多的巨大爱国热情，他不但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帝反封的革命洪流之中，而且开始创作新诗，表达自己反对黑暗、追求光明自由的情怀。
1920年，编成诗集《古瓦集》《真我集》。
1923年3月16日，创作长诗《园内》。9月，出版第一本新诗集《红烛》。
1924年6月，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
1925年1月上旬，参与发起“中华戏剧改进社”；7月，诗《七子之歌》发表；9月，被聘为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筹备专员。
1927年2月，担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股长。
1928年1月，诗集《死水》出版。
1932年8月，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
1937年抗战爆发，闻一多来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1943年，组织十一学会。
1945年3月，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在抗战8年中蓄须明志，表达抗日到底的决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控制昆明，迫害知名进步人士。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被特务暗杀。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的大会上，斥责国民党暗杀李公朴的罪行，当日下午在回家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逝世，时年47岁。
2009年，闻一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二、父母包办，13岁定亲
1912年，13岁的闻一多考取清华学校的消息传到家乡后，整个家族上上下下都非常高兴。一个乡下孩子能考取清华学校，确实是一种殊荣。
这时，闻家来了一位姓高的姨表亲，他在向闻一多父亲表示祝贺的同时，提议让自己的女儿嫁给闻一多。而他的女儿，就是闻一多未来的妻子——高孝贞。
高孝贞出身于官宦世家。她的父亲名叫高承烈，曾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先后在广东饶平、绥远（今内蒙）、安徽船务局和高等法院等处任职。高承烈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其思想也远较当时的人开明。高孝贞小的时候，家人让她缠足，可她害怕疼痛，高承烈便也不再勉强。当高孝贞到了上学年龄时，见哥哥弟弟们都被送到私塾去读书，她也闹着要读书认字，高承烈便也把女儿送到私塾去接受教育。
因此，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高孝贞，既有大家闺秀的共性，又与那些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不同。她见过世面，眼界也比较开阔，不仅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种种优良品质，同时又带有某些新时代的烙印。因此，闻一多的父亲觉得，这位高孝贞与自己的儿子实在是非常般配。
而且，闻一多称高孝贞母亲为十姨妈，称高孝贞舅舅为九舅。如果闻、高两家能结成儿女亲家，既是门当户对，又是亲上加亲，自然是件大好事，于是就为闻一多包办了这门亲事。
三、由不情不愿地结婚到甜蜜的洞房花烛夜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22年，23岁的闻一多从清华毕业，准备前往美国留学。父母让他在出国之前赶紧完婚，也算了却一件心事。
但闻一多对父母包办的这场婚姻非常不满意。作为一名“五四”青年，一个激情满怀、热情浪漫的诗人，他心中向往的是自由恋爱，憧憬的是“最高、最真”的情感。所以，闻一多对这桩婚事提不起半点兴趣，甚至为此感到非常苦闷。
但闻一多又是一个从小接受传统教育的大孝子。面对父母的殷切期盼，他实在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最后，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妥协了，答应与高孝贞结婚。
不过，闻一多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礼，不叩头；第三，不闹新房。同时，他还希望能让高孝贞在婚后上学读书，接受教育。
父母答应了闻一多的条件，对他说：“你不祭祖，我们祭；可以不行跪拜礼，改为鞠躬；结婚是热热闹闹的大喜事，洞房总要闹一下，但不要过火。”
1922年1月8日（阴历腊月十一日），是闻一多和高孝贞的大喜之日。亲朋好友都登门祝贺，可闻一多还一个人在书房里读书呢！众人急忙将他拉出来，又是理发、洗澡，又是更衣。
可刚收拾停当，一转眼他又没影了。这时候，花轿已经把新娘接回来了，很多人簇拥着新娘走进大堂，马上就要拜堂成亲。可人们又找不到新郎了，急得跟什么似的。结果又到书房找，果然又看见闻一多坐在桌前专心致志地读书。大家都又好气又好笑，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这儿用功呢？”
众人七手八脚、连推带拉，终于把闻一多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经过一番折腾，闻一多和高孝贞的婚礼终于结束了。送走了闹洞房的人，屋子里只剩下新郎和新娘两个人。
出乎大家的意料，闻一多和高孝贞这一对新婚夫妇并没有冷场，也没有尴尬，这对年轻人已经唤醒了童年的记忆，正在回忆童年时代的唯一一次见面的情形呢。
高孝贞甚至还记得小小闻一多“当时穿的是棉袍马褂，头上还戴着一顶瓜皮帽。”
两人有过共同的回忆，这喜悦，冲淡了闻一多心中的愁云。特别是当闻一多感觉到了高孝贞的温柔、纯朴、贤惠，而又不甘于现状、向往自由时，他对妻子有了好感。
后来，闻一多在组诗《红豆》中，对那天的洞房花烛夜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当我告诉你们：/我曾在玉箫牙板，/一派悠扬的细乐里，/亲手掀起了伊的红盖帕；/我曾著着银烛，/一壁撷着伊的凤钗，/一壁在伊耳边问道：/“认得我吗？”/朋友们啊！/当你们听我讲这些故事时，/我又在你们的笑容里，/认出了你们私心的艳羡。
诗人是有诗意的，也是有敏锐的感受能力的。在闻一多不再排斥新婚妇之后，他所享受到的便是新婚生活的安宁和幸福。
新婚后的一段时间，闻一多很少出门，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书房里看书、写文章。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蜜月著〈律诗底研究〉》一书的书稿。
闻一多在读书、著书之余，也经常陪伴妻子。每当有了空闲，他就找出《唐诗三百首》，真诚，耐心地教妻子读唐诗，将妻子带进美妙绝伦的唐诗世界，也将妻子带进了恩爱、甜美二人世界。
四、求学时期两地相思，青鸟传情
蜜月结束后，闻一多踏上了返回清华的旅程，他坚持要父母送高孝贞进武昌女子职业学校学习。
1922年7月，闻一多前往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留学。他经常给妻子写信，鼓励她树立信心，好好学习，努力成为一个有丰富知识的人。他曾举了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例子，勉励妻子读书，他说：“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大本事，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高孝贞看了丈夫的信深受感动，学习也更加刻苦努力了。
闻一多也经常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之情，他曾写《红豆》寄给妻子：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 但是一帧回文锦哦！/ 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二字。
我们有一天/相见接吻时，/若是我没小心，/ 掉出一滴苦泪，/渍痛了你的粉颊，/你可不要惊讶/那里有多少年底/生了锈的热情的成分啊！
诗人是浪漫的，情感是细腻的，只要心里有足够的真诚，就一定能深深地打动一个女人的心。
五、战争年代鸿雁传书，无尽牵挂
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学成回来，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次年1月，他把妻子和长女闻立瑛接到北平，一家三口生活得其乐融融。
7月，因时局变化和人事纠纷等原因，闻一多离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先后在武汉大学、国立山东大学、青岛大学任教。这期间，他和妻子聚少离多。
直到1932年8月，闻一多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一家人这才过上相对安稳的日子。然而，五年后，这种安稳就被日寇侵华的隆隆炮声打破了。
1937年6月，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回湖北老家探亲，闻一多则带着两个女儿和小儿子留在北平。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这一家人分隔在平、汉两地。
高孝贞担心丈夫和儿女的安危，不断给闻一多发加急电报，催促丈夫赶紧带着孩子们离开北平，回武汉团聚。
可是，当时从北平直达武汉的铁路已被切断，如果贸然走其他路线，也许更加凶险；可如果滞留不走，万一北平沦陷，将更有性命之忧。
兵凶战危，闻一多心乱如麻。最后带着三个孩子从天津取道浦口，赶回湖北与妻儿团聚。
后来，因为战事紧急，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清华、北大和南开一同迁往湖南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接受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邀请，前往长沙任教。
寒假时，闻一多返回湖北老家探亲。当他途经武昌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老朋友顾毓琇，邀请他参加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可是闻一多无意从政，便婉拒了。
等回到浠水老家，闻一多无意间向妻子提及这件事。没想到高孝贞听了非常生气，她认为丈夫应该接受这项工作，这样一家人可以团聚。
后来，她反复恳求闻一多留下来，不要再去长沙任教，但闻一多死活就是不答应。高孝贞觉得丈夫完全不顾及自己的感受，所以她很生气，就连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她也不去与丈夫告别。
闻一多也实在是好丈夫，他回到长沙后给妻子写信，请妻子原谅他。但高孝贞还在生气，她不回信，也不许孩子给父亲写信。
到了1938年初，闻一多又给妻子写信，他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留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
最后，闻一多又写道：“我要跟随学校迁到昆明去，如果你马上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当高孝贞看到丈夫写的“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时，心中的怨气全消了，心里都是夫妻曾有过的相濡以沫。她赶紧写信，直接寄昆明去。
闻一多和几位教授，带着240多名学生徒步60多天，走了3000多里路，才终于从长沙到达昆明。然后就看到了妻子的信，他非常高兴，马上给妻子写信报平安：“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长沙临时大学迁到云南昆明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西南联大创建之初，校舍十分紧张，文法学院只能暂时设置在云南省东南部的蒙自县，所以闻一多又随着学院从昆明来到蒙自。
他到了蒙自之后，又连续接到妻子的4封信。欣喜之下，他立即给妻子回信说：
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
就这样，夫妻二人虽然远隔崇山峻岭、千山万水，但他们频频鸿雁传书，感情更加亲密。
但上海、南京在日军的进攻下相继沦陷，矛头看着将指向武汉。闻一多的老家距武汉仅有200多里，闻一多非常焦虑妻儿老小的生命安全。
幸好此时法国文学专家、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受西南联大所聘，正要前往昆明。于是，高孝贞便带着孩子们和闻家驷一路同行，前往昆明。
得此消息，闻一多又惊又喜，赶紧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深深渗透着一颗挚爱之心：
……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经过漫长的跋涉，高孝贞终于带着3个孩子来到昆明，与丈夫团聚。从此，他们一家人再也没有分开。
六、患难与共，夫妻情深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每月收入仅有当教授的那一点点微薄的月薪，但只够维持全家10天的开销。
他经常对孩子们说：“前方将士为了抗战流血牺牲，咱在后方才吃点儿苦算什么？”
1940年秋，闻一多全家搬到昆明远郊陈家营。村边有条清澈的小河，为节省木炭，全家到河边洗脸。他们能吃到的唯一荤腥，就是小河里的小鱼小虾。后来又有了田野的蚂蚱、田螺和青蛙。
而那年冬天，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闻一多不得不忍痛卖掉了家里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他身上唯一的大衣。结果那年昆明的冬天格外寒冷，闻一多受了风寒，病倒了。后来，还是一位老朋友送了他一件灰布夹袍，闻一多才勉强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高孝贞心疼得直掉眼泪，闻一多笑着安慰妻子：“将来会好起来的。”
可是，后来，家里断粮，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就连被自己视为命根子的几部珍贵古籍，闻一多都不得不卖掉。
当时教授们个个都是捉襟见肘，简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到了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全国物价暴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更加窘困，已经到了饥寒交迫，度日如年的程度。那时，别说吃菜，能有白米饭就不错了。
吴晗的《闻一多先生传》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两夫妇捉襟露肘，儿女啼饥号寒。生活的穷困到了极度，从象牙之塔一撵撵到了十字街头。”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那时，有一个朋友提醒他：“你懂艺术，又会刻图章，为什么不利用这门手艺呢？”果然是艺不压身！闻一多对古文字有深厚的研究，他不仅通晓甲骨文、金文，更擅长楷书、隶书，尤其写得一手好小篆。而且，他早年曾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专攻美术，能从艺术角度构思印章布局，早年又曾学过篆刻——他高兴地对妻子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总还有呀！”
从那时候开始，闻一多白天上课，晚上篆刻，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一点改善。
但是，闻一多接单也并不是来者不拒。君子向来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蒋介石亲信李宗黄听说闻一多治印有名，为附庸风雅，曾托人送来一笔丰厚报酬求一方印章，被闻一多板起脸来拒绝了。这就是崇高的气节。
高孝贞也没有闲着。她亲自做衣服、做鞋子，还带领孩子们开荒种菜，有时挖野菜充饥。
她知道丈夫很辛苦，为给丈夫补补身子，当孩子们从河里捉到小鱼时，她都是做好了端到闻一多面前，自己却一筷子也不动。每当闻一多看着碗里的鱼汤，用筷子夹起那特制的小菜时，总是百感交集，深情地望着妻子，哽咽无语。
闻一多一家的日子，就在艰难中深情地度过。
七、继承遗志，在悲愤中坚强前行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年，抗日战争宣告胜利。北大、清华和南开准备复员北上。
闻一多由于其才学和声望，被选为民盟昆明支部宣传部长，留在昆明工作。他在当时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发起了许多会议和活动，执笔和审定了许多重要文件。
1945年10月，云南的时局发生变化。蒋介石发动云南政变，将原本支持民主运动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赶下台，其嫡系部队控制了昆明。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大肆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李公朴就成了暗杀黑名单的第一号，而第二号就是闻一多。
在昆明的地下党组织和朋友们纷纷劝闻一多离开昆明。美国加州大学也邀请他前往讲学，但他都拒绝了。他认为，在这个当口自己不能离开昆明，这里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做。
深明大义的高孝贞对丈夫的选择也表示支持，她决定和丈夫留在昆明，并肩战斗。
1946年7月，西南联大正式往北平复原，师生们陆续从昆明返回北平。联大也给教授们发了机票，请他们回到北平。闻一多让两个儿子先走，自己打算和妻子随后返回。
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往北平复原的学生离开了昆明。特务们认为可以肆无忌惮地干了，于是就在当晚暗杀了李公朴。
闻一多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但他始终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坚持斗争。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的大会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讲演》，慷慨激昂，斩钉截铁，抨击敌人，博得了大家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会场上有许多特务、密探，对他恨之入骨。散会后，学生们纷纷拥到闻一多身边，用身体围护着他。在他们的护送下，闻一多安全地回到了位于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家中。
但接下来，闻一多坚持要去民主周刊社主持一个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公朴先生的真相。
结果回来时，在离家只有十几步的地方，从路边窜出几名特务，端起美式冲锋枪向他们扫射。闻一多头部中了3枪，胸部、左腕也中了好几枪，立即倒地。儿子闻立鹤立即扑过去伏在父亲身上，也中枪倒地。
高孝贞看着惨死在特务枪口下的丈夫，失声痛哭。但她在悲愤中变得更加坚强，她继承丈夫的遗志，在1947年带着孩子们几经周折回到北平，继续开展革命工作，掩护和配合进步青年前往解放区。
1948年，高孝贞改名高真，带着儿女，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统区，投身到解放区。她的这一义举，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赞扬。后来，高真被选为华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3年11月，高真病逝。1996年，根据高真本人生前遗愿，由子女将她的骨灰和闻一多合葬，墓碑改建为“闻一多•高真”墓。
好的婚姻，必是互相扶持，彼此成就。用自己的忠诚和深爱给伴侣带去内心的温暖和骄傲。